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研究报告（29页）

生态系统的食物生产功能是人类开发利用历史最悠 久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是人类依赖自然最基础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耕地、草地和渔业用地组成 了人类的可更新膳食足迹。支持食物生产的建设用 地剥夺了自然可再生能力，支持食物生产的碳足迹 源自对耗竭型化石能源的利用，这两类足迹组分本 质上是不可再生的。可更新膳食足迹与人们生活的 富裕程度密切相关。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生活越 富裕，人们获取动物性蛋白质的能力与需求越高， 可更新膳食足迹也相对越大。2014 年，中国人均 可更新膳食足迹 0.8 全球公顷，而日本与美国人均 可更新膳食足迹分别为 0.9 与 1.5 全球公顷。可更 新膳食足迹往往还具有地缘的色彩，例如，日本经 济发达，靠近海洋，拥有丰富的水产品，其可更新 膳食足迹以耕地与渔业用地为主；美国与中国草地 资源丰富，其可更新膳食足迹以耕地与草地为主。 中国区域间的生态足迹（图 2.6）、生物承载力（图 2.7）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这与全球情形类似。在中国， 城市化水平高的区域，其人均生态足迹普遍相对高； 人均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人均生物承载力普遍也 相对高。 2015 年，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大陆城市所属省） 城市化率为 68%，在全国大陆省份中仅低于京津沪 三个直辖市排名第 4 位。其人均生态足迹排名略低 于城市化水平排名，处于第 7 位（图 2.6）。

稠密人口的分母效应，加上扩张的城市、活跃的物流对 建设用地需求增长引发生态用地占用与破碎化，使 得广东省生态资本极为匮乏，其人均生物承载力仅 高于京津沪三市（图 2.7），总体来看，在中国大 陆省份中，广东省属于足迹高、承载力低、人均生 态赤字大的区域（图 2.8）。 在这样一个生态资本广泛被透支利用的全球、国家 与地区背景格局之中，很多地区的人们依靠发达的 交通与信息网络，超越地理的疆界获取生物承载力 资源来满足消费。这种做法只能缓解部分地区的生 态资本保护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区域发展所面 临的生态风险。生物多样性尤其本地物种对生态系 统的稳定往往起决定作用，它们的丧失会破坏生态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得整个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 力（魏辅文等，2014）。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正 在遭遇自其存在以来非重大突发地质历史事件下的 最严峻的存亡风险之中。全球 34％的沿海地区正处 于潜在恶化的高度危险中，另外有 17％的沿海地区 处于中等危险中（Diaz ＆ Rosenberg，2008）。

湾区生物承载力总量的区域分布总体随距海距离的 增加而减少（图 3.2），与区域生态用地空间分布 规律总体一致（图 3.3）。湾区约 80% 的生物承载 力分布在肇庆、广州、江门、惠州、佛山这 5 个距 海相对远一些的城市，10% 多的生物承载力分布在 中山与东莞，不足 8% 的生物承载力分布在珠海、 深圳、香港与澳门 4 个多面临海的城市。 与 2000 年相比，2015 年肇庆、江门、中山、珠海 的生物承载力规模有所提高，但是，各城市生物承 载力提高的机制有所差异。江门生物承载力提高主 要得益于耕地生产力与林地生态建设的联合作用， 中山与珠海生物承载力提高主要得益于渔业的发 展，肇庆生物承载力提高主要得益于林地生态建设。 广州生物承载力受益于渔业的发展，但仅微弱变动。 其他城市的生物承载力总量变动也较微弱，主要由 于本底规模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