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专题报告：四大行财政注资往事（18页）

行业报告下载 2018年11月14日 10:32 管理员

信贷驱动的经济在银根收缩时大幅下滑。1985-1994 年，虽然名义上已经实现“拨改贷”，但银行信贷资源离效率分配还是很远，这从 90 年代初信贷过度扩张可见一斑。过度信贷下，90-93 年经济特征体现为信贷驱动下的经济过热，95-99 年体现为银根收紧下的经济下滑，甚至陷入通缩。M1 和 M2 增速在 1993 年达到顶峰，高达 35%以上；此后持续收紧，1998 年达到周期底部。相应的，GDP 增速从 1990 年的不到 5%，攀升为 1992-1993 年的接近 15%；CPI 的反应则更为惊人，从 1990 年的不到 5%，攀升至 1993 年的 25%以上。可以看出这是一轮主要由过度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因此当银根从 1994 年开始收缩，GDP增速就持续下滑，到 1998 年仅为 7.8%。

高负债叠加去产能，国企大面积亏损，银行坏账迅速堆积。1995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产能利用率，111 个品类中，有 79 个的产能利用率在 80%以下。1997 年末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负债规模约达 5 万亿，资产负债率高达 66%。其中，流动负债达 3.4 万亿，流动负债占比达 68%。95 年开始，亏损国企的亏损金额显著扩大，98 年达 1023 亿，同比多亏22%。1994 至 1997 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率虽呈现上升态势，但幅度有限，每年约 2%。1998 年去产能开始后，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明显加大。剔除政策性剥离的因素，并向前回溯贷款五级分类标准，2000 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率水平可能达到 55%的历史高位。

“技术性破产”的事实使潜在的挤兑风险大大提升。近一半的资产成为不良而冻结在账上，回款困难，可应对储户存款提取的资金吃紧，对四大行流动性的担忧也会增加储户恐慌性提取存款的动机。正在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强化储户对银行破产的担忧，潜在挤兑风险正在悄然放大。Nicholas Hope 和胡祖六在合著的论文中提到了这种脆弱性，指出“如果以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质上已经技术性破产（technicallybankrupt）”。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正在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强化了民众对我国大型银行也可能破产的担忧，进而增加了潜在的挤兑风险，另一方面也构成对我国金融监管的警示，尽管我们比亚洲国家强在外汇储备基础好，经济发展没有过分依赖外债，但 1998 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了 7200 亿，接近 94-97 三年的总和，与国企大面积亏损、经济下行陷入通缩相互交叠，风险也着实不小。这共同促成了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国有独资银行以增强其实力的决心。

2003 年注资：启动四大行股改。2000 年以后，还原政策性剥离因素，原四大行的不良生成速度依然很高。另外，第一次注资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四大行资本薄弱的问题。招股说明书披露，2003、2004 年工行是资本赤字，2007 年农行是资本赤字。同时，WTO 过渡期行将结束，外资银行受到的限制会进一步打开，国内银行也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在此背景下，2003-2008 年，中央汇金以外汇储备累计为原四大行共注资 79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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