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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8 23 经济报告
在居民端,经贸摩擦的加剧也同样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年以来, 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升高,从去年末的 4.9%明显上升至最高 5.3%(今年 2 月与 7 月), 接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设定的 5.5%的目标红线,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对美出口拉动 的就业在总体出口就业中占比为 18.5%,占比较大,若中美加征关税拖累 GDP 增长 0.3-0.4 个百分点,则将影响约 170-200 万人次的就业。因此,尽管新增就业人数目标预计今年将 得以完成,但部分由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将制约消费者收入的增长,从而影响整 体居民消费能力。2019 年 1-9 月,虽然个人所得税有明显减征,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速反而降至 5.4%,仍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图 8)。此外,经贸摩擦加剧所带来的负 面预期还将一定程度削弱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进而抑制整体消费。
为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我国在 2019 年也加强了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财政、货币政 策均有一定程度发力。其中,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通过提前并加大地方专项债发行(今年 专项债发行额度较上年净发行规模多增 8000 亿元)、大规模减税降费(预计总减税降费规 模约 2 万亿)的方式予以支持(图 9);而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则在 2019 年采取了多次降 准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图 10),并在 8 月推进了 LPR 改革,以推动利率市场化定价的方式 帮助降低实体经济融资利率。尽管政策推行的较多、方式方法也相对合宜,但也需要注意 到,本轮逆周期政策的政策“锚”更为动态,而动态的政策组合一定程度削弱了政策的连贯 性,也导致了实际效果些许不尽如人意。 本轮逆周期调节的政策“锚”实为外生变量,加大了政策“预对冲”的难度。尽管我国的 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以我为主”,但不可否认,今年经济压力的变数很大程度来自于中美经 贸摩擦所带来的动态变化,因此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和节奏离不开对于经贸摩擦的影响动态 评估。7 月政治局会议重提“六稳”,但多加了一则前提,即“有效应对经贸摩擦”,这一信号 也进一步明确了近期的政策“锚”实为外生变量。正因为此,由于经贸谈判进程取决于中美 两方,很多时候是动态博弈的结果,这也使得逆周期调节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难以找到 明确支点,造成了本轮宽松周期中政策天平的“摇摆”。
而从 2020 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我们预计今年以来所展现的一部分经济压力还将延续 至明年。但与 2019 年明显的不同的是,明年是一系列中长期政策目标的“收官之年”,预计 逆周期调节政策将以其作为更精准的“锚”,而基建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抓手助力“全面小康” 目标的实现。 2020 年经济压力将集中在外需及投资层面 展望明年,经济压力仍然较大,逆周期调节政策仍将继续托底经济,中美经贸谈判的 进程与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所引发的共振仍将持续。从经济动能表现来看,若缺乏政 策的预调和微调,明年的主要压力点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持续放缓的外需、动能趋弱 的投资、空间有限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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