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研究报告（29页）

行业报告下载 2019年08月27日 06:49 管理员

生态系统的食物生产功能是人类开发利用历史最悠久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是人类依赖自然最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耕地、草地和渔业用地组成了人类的可更新膳食足迹。支持食物生产的建设用地剥夺了自然可再生能力，支持食物生产的碳足迹源自对耗竭型化石能源的利用，这两类足迹组分本质上是不可再生的。可更新膳食足迹与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生活越富裕，人们获取动物性蛋白质的能力与需求越高，可更新膳食足迹也相对越大。2014 年，中国人均可更新膳食足迹 0.8 全球公顷，而日本与美国人均可更新膳食足迹分别为 0.9 与 1.5 全球公顷。可更新膳食足迹往往还具有地缘的色彩，例如，日本经济发达，靠近海洋，拥有丰富的水产品，其可更新膳食足迹以耕地与渔业用地为主；美国与中国草地资源丰富，其可更新膳食足迹以耕地与草地为主。中国区域间的生态足迹（图 2.6）、生物承载力（图 2.7）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这与全球情形类似。在中国，城市化水平高的区域，其人均生态足迹普遍相对高；人均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人均生物承载力普遍也相对高。 2015 年，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大陆城市所属省）城市化率为 68%，在全国大陆省份中仅低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排名第 4 位。其人均生态足迹排名略低于城市化水平排名，处于第 7 位（图 2.6）。

稠密人口的分母效应，加上扩张的城市、活跃的物流对建设用地需求增长引发生态用地占用与破碎化，使得广东省生态资本极为匮乏，其人均生物承载力仅高于京津沪三市（图 2.7），总体来看，在中国大陆省份中，广东省属于足迹高、承载力低、人均生态赤字大的区域（图 2.8）。在这样一个生态资本广泛被透支利用的全球、国家与地区背景格局之中，很多地区的人们依靠发达的交通与信息网络，超越地理的疆界获取生物承载力资源来满足消费。这种做法只能缓解部分地区的生态资本保护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区域发展所面临的生态风险。生物多样性尤其本地物种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往往起决定作用，它们的丧失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得整个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魏辅文等，2014）。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遭遇自其存在以来非重大突发地质历史事件下的最严峻的存亡风险之中。全球 34％的沿海地区正处于潜在恶化的高度危险中，另外有 17％的沿海地区处于中等危险中（Diaz ＆ Rosenberg，2008）。

湾区生物承载力总量的区域分布总体随距海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图 3.2），与区域生态用地空间分布规律总体一致（图 3.3）。湾区约 80% 的生物承载力分布在肇庆、广州、江门、惠州、佛山这 5 个距海相对远一些的城市，10% 多的生物承载力分布在中山与东莞，不足 8% 的生物承载力分布在珠海、深圳、香港与澳门 4 个多面临海的城市。与 2000 年相比，2015 年肇庆、江门、中山、珠海的生物承载力规模有所提高，但是，各城市生物承载力提高的机制有所差异。江门生物承载力提高主要得益于耕地生产力与林地生态建设的联合作用，中山与珠海生物承载力提高主要得益于渔业的发展，肇庆生物承载力提高主要得益于林地生态建设。广州生物承载力受益于渔业的发展，但仅微弱变动。其他城市的生物承载力总量变动也较微弱，主要由于本底规模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