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限额捕捞(TAC)试点阶段性总结研究报告：以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101页）

行业报告下载 2021年09月09日 08:56 管理员

本研究显示，福建和浙江两省在试点 TAC 制度中，在缺乏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在多个要素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两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学习和吸纳国际经验，并愿意与国内外各机构和部门分享试点相关的进展和经验，其中一些已经被吸收到国内最新的政策法律制定中。三个试点在早期都经过了大量有关鱼种选择、实施方案和监管措施的研讨和论证，重视并实践了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农业农村部渔业局、省、市、县各级渔业部门、科研院所、渔业合作社和渔民等）之间的协调和责任分工。两省科学家、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对 TAC 制度及其支撑条件的认识，在沿海省份中率先根据渔业的特点测试了多种渔获物监测工具（设计、实施和努力改进了渔获物监测体系），包括电子和纸质日志，海上观察员制度，新兴的船载电子监控，定点交易等。通过试点，两省也认识到利用专项许可限制捕捞准入、行业参与、渔民合作社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就是衡量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三个试点得出的经验都非常有助于国内制度的建设。

在试点实施之际，试点品种的资源调查和历史渔获量信息都十分有限，无法设定基于科学的 TAC。三个试点的 TAC 都是根据近几年的捕捞量制定的。在缺乏鱼类种群资源评估数据时，捕捞历史水平可为省级决策者提供近几年渔业趋势的最合理参考。考虑到试点本身的试验性质，根据近几年的捕捞量制定 TAC 是比较谨慎的做法。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浙江和福建在信息积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试点建立的渔获物监测制度所收集到的渔业相关信息之外（fishery-dependent data）水产所开展了相关科学调查 (fishery-independent data)（包括利用考察船进行资源丰度调查和独立采样获得的数据、观察员随渔船海上采样获得的梭子蟹和副渔获物的生物学数据和环境因子等其他数据），这些信息是估算最大可持续产量（MSY）和设定基于科学的 TAC 的必要数据。试点的经验也表明，收集用于设定科学 TAC 的数据可在合理的成本下完成，从而对信息缺乏的现状带来重大改进。展望未来，随着试点的继续开展和拓展，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行政能力的提高，TAC 数据收集体系和资源评估将不断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