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限额捕捞(TAC)试点阶段性总结研究报告：以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101页）

本研究显示，福建和浙江两省在试点 TAC 制度中，在缺乏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在 多个要素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两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学习和吸纳国际经验， 并愿意与国内外各机构和部门分享试点相关的进展和经验，其中一些已经被吸收 到国内最新的政策法律制定中。三个试点在早期都经过了大量有关鱼种选择、实 施方案和监管措施的研讨和论证，重视并实践了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农业农村部 渔业局、省、市、县各级渔业部门、科研院所、渔业合作社和渔民等）之间的协 调和责任分工。两省科学家、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增加 了对 TAC 制度及其支撑条件的认识，在沿海省份中率先根据渔业的特点测试了 多种渔获物监测工具（设计、实施和努力改进了渔获物监测体系），包括电子和 纸质日志，海上观察员制度，新兴的船载电子监控，定点交易等。通过试点，两 省也认识到利用专项许可限制捕捞准入、行业参与、渔民合作社的重要性。这种 学习就是衡量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三个试点得出的经验都非常有助于 国内制度的建设。

在试点实施之际，试点品种的资源调查和历史渔获量信息都十分有限，无法设定 基于科学的 TAC。三个试点的 TAC 都是根据近几年的捕捞量制定的。在缺乏鱼 类种群资源评估数据时，捕捞历史水平可为省级决策者提供近几年渔业趋势的最 合理参考。考虑到试点本身的试验性质，根据近几年的捕捞量制定 TAC 是比较 谨慎的做法。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浙江和福建在信息积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试点建立的渔获物监测制度所收集到的渔业相关信息之外（fishery-dependent  data）水产所开展了相关科学调查 (fishery-independent data)（包括利用考察船 进行资源丰度调查和独立采样获得的数据、观察员随渔船海上采样获得的梭子蟹 和副渔获物的生物学数据和环境因子等其他数据），这些信息是估算最大可持续 产量（MSY）和设定基于科学的 TAC 的必要数据。试点的经验也表明，收集用 于设定科学 TAC 的数据可在合理的成本下完成，从而对信息缺乏的现状带来重 大改进。展望未来，随着试点的继续开展和拓展，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行政能 力的提高，TAC 数据收集体系和资源评估将不断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