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与十四五电力规划报告（42页）

气候变化来源于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温室气体排放在时空上具有均一 性。它们寿期很长，对于温升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涉及到交通、制造、工业、农业与居 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技术、政策与范式的改变。相较人类已经基本解决的臭氧层空洞问题（主要协议是在 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达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更加广泛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和长期挑战，需要全世界范围的、长期的共同行动才能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也被学者称为“从地狱来的问题”（Martin Weitzman, “the problem from hell”）1。 如果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算起，对于气候变化的讨论、研究与政策实践 已经持续了30年。2018年，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综合评估模型（IAM）研究的耶鲁大学教授William Nordhaus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彰显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2015年在法国巴黎气候缔约方大会（COP）通过的气候协定，首次将2100年前温升大概率地控制在2 度以内，并且努力实现1.5度写入了承诺，形成了历史性的集体共识。在实现集体目标的方式上，这次会议 也开启了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自下而上为主，辅以定期评估”的混合模式，不同于之前停滞不前的减排责任或 者排放空间分配谈判2。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2014 ）的文献综述显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温升不超过2ºC的目标（对 应66% 的概率），整个能源与生态系统的碳排放只有大约1000Gt当量的预算。这意味着如果全球碳排放在 近期不能明显减少，那么这一预算在不到20年内就要耗尽。而现存燃煤电厂如果正常退役，在其剩余的寿 期的排放就要占到2度目标碳预算的1/3以上。要实现2度目标，目前探明可采储量中，80%以上的煤炭、 50% 的石油与40% 以上的天然气，都需要永久地留在地壳中。前三个目标集中体现了对能源系统总排放、排放强度以及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电） 比重的要求。类似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承诺的指标。 2030年是否达峰，取决于2030年前的政策选择与经济技术动态，而验证排放是否的确达峰，只有在 2030年之后才能确切知道。人们可以就达峰的可能性以及节奏进行各种主观判断、模型模拟或者计量检验 ，但是任何方法论都存在不确定性，严格意义上判断“达峰”与否只能在2030年之后。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就2030年达峰的可信度问题进行验证讨论。因为，达峰往往需要很多的前提 条件，但是可能造成不达峰的条件，只要有一个还是事实或者大概率上存在，那么达峰就缺乏可信度。